这也是为何它们积极主张限制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适用范围，只将该效力定位为不适用于普通私人间关系的例外之原因。

这一层层递进的论述，对于反驳古典自然法学的自然本能自由权利观相当有力量。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其中某一种权利观就是古典自然法学权利观。

完整地认识西方近代古典自然法学的权利观念，将有助于廓清我们在权利、自然权利、自然法等概念和关系问题上的许多含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古典自然法学关于上述概念和关系的完整认知，淡化自然法学主张权利源自自然、权利先于法律这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这样一来，自然中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了上帝意志之成分。健康是权利自由是权利财产是权利也分别意指健康具有权利之性质、特征自由具有权利之性质、特征财产具有权利之性质、特征的意思。这在奥斯丁（John Austin）看来首先是德国学者用语不严谨引起的麻烦。霍布斯更明确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是这样。

康德的这一论述一方面表现了对卢梭的双重所有权思想的承继，另一方面表现了其对所有权概念思考的深化。康德对所有权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对权利的富有创意的认识。[98] 前注 89，杜强强文，第124页。

但也有相反看法认为，基本权利价值辐射的社会维度过于激进，会破坏私法自治，违背宪法的公法属性，且具有宪法帝国主义的倾向。姑且不论对经典的基本权利的这一理解是否准确，[72]诉诸传统本身并不能证立宪法原理或教义学。社会条件变化以及规范目的之重新理解进而可能要求新的解释方案，促成解释变迁。福斯特霍夫也声称它会破坏法治国结构，使宪法律消解为个案决疑。

衡量的结果不是只有课予义务与不课予义务两种选择，而是像光谱一样，义务从无到弱再到强，存在多种可能性。三、从私法自治走向完整意义的自主否定或欲限缩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者常诉诸私法自治，认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或其普遍化有威胁私法自治之虞。

宪法作为发挥法秩序整合功能的共同体根本法，仍然可以是留给部门法充分填充空间的框架秩序。[29]鉴于此，基本权利价值说告别传统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扬弃单纯消极的、形式的、个人主义的自由，改以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作为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在后者，只有个人是基本权利主体，国家只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9]从支持者如此谨小慎微的态度到反对者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根本性批评，其实只是一步之遥，该效力现有法理基础的薄弱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价值判断也能是论证与反论证的对象。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以私法自治作为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及其范围是否合理的决定性标准。 杨登杰，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其实，私法自治一词译自德语词Privatautonomie，本来就有私人自主之义。

宪法与基本权利的全面性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全能，全面不可被误解或错解为全能。以此为基础，不但能积极肯定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还能通过基本权利公、私法维度的不同操作框架，将批评者的核心关怀——不以约束国家的法律来约束私人——落到实处，使其批评从根本上无法成立。

基本权利具有公法、私法双重规范属性与操作框架。在解决个案中，宪法与私法的关系不是二选一，而是互补交融。

[66]目的正当性的要求无法普遍适用于私人间关系。[6] 参见邹奕：《宪法权利何时约束私人行为——美国的州行为理论及其借鉴》，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63页。[25] See Dieter Grimm,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NUJS Law Review, Vol.4:15, p.23 (2011).[26] 前注④，黄宇骁文，第199页。由此可见，诉诸基本权利价值的目的解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使解释创新与宪法变迁成为规范内在逻辑的动态解释，一种以实现规范目的为取向的后果主义解释——但不是脱离规范制约的后果主义[36]。[85] 前注?，康拉德·黑塞书，第19页。换言之，以防御权与国家保护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理据，不只迂回勉强，还因果倒置。

[67]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平等性与相互性使我们无法只片面检验一方是否选择了最温和的手段，因为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对另一方提出。间接效力说在肯定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同时，也强调公法应审慎介入私法，否则有侵蚀私法自治之虞。

总之，在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时，不应封闭在私法自治的概念界定与概念推演中，只是担心私法自治可能受到的限制，也不应像传统自由主义权利观那样片面聚焦于国家对私人自主的威胁，而是应从更完整而全面的自主理念出发，寻求每个人的自主各得其分以及自主的各个面向各得其所，追求平等的、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这才合乎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42]因此，将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解读为一种与社会中心范式相反的、保守的国家中心范式[43]并不恰当。

[90] 对此，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因此，能与防御权并列而合称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的只应是基本权利的扩展面向。

换言之，法益衡量本身就有防止基本权利过度约束私人的作用，无需担心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会导致对他方私主体的片面限制。[99] 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33页。更何况，这不是专门针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批评：在对国家的防御权领域，只要接受以比例原则为审查标准，就要进行具体法益衡量，从而同样会有批评者（错误地）以为的法律安定性问题。后者是法治国家上的公民自由与国家约束的不对称性。

（一）概念的名与实：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的重构在澄清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之义时，应注意两点。然而，这是通过规则化、类型化的滤镜来看具体法益衡量。

宪法一方面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明文规定私主体也必须遵守宪法，另一方面也保障私主体在社会领域的自由活动空间，使国家与社会分而不离，皆统一于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基本权利价值，统一于作为全面的根本法的宪法。[62]正因为在私人间生效的基本权利本身就是私法，因此，在民事裁判中援用基本权利乃是援用私法，不是根据公法而裁判，也不会改变诉讼的私法性质。

它不应被理解为仅要求私法自治或国家不介入，而是应在上述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意义下理解，将国家干预与其他私人力量的威胁一齐纳入视野。[23]这句话同样区分了上述两个层面，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推导关系。

[41]福尔克曼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出，这样的宪法不是纯粹的国家宪法，而是也成为社会宪法。（三）中道权利观：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接下来应进一步追问，基本权利价值说所主张的宪法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内涵？它所认定的基本权利的原理、精神或价值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该价值内涵按抽象程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的论证语境需要从不同的层次出发。国家法实证主义奉文义解释与概念分析为圭臬，拒斥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及其他人文社科知识。基本权利价值说绝非如批评者以为的那样，把宪法当成所有价值的最终渊源[84]。

其次，应该注意概念名称的多样性还有日本学者指出，条例与政令不同，只要在宪法所定的法律范围内即可制定，不需要法律的特别委任。

如《刑法》和《税收征管法》明确将刑事责任和税收的设定权限制于狭义法律，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均规定只有法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就是我国中央立法保留规范背后的实质理由，与其他国家的规范理由既存在重合，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虽然若从信息和效率原则出发，确定人员编制的权力适宜由各个机构自行掌握，但人员编制问题亦涉及财政经费，在我国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央财政兜底的背景下，这项权力仍然需要由中央保留。其三，地方国家机构是否可以由地方立法设置？根据《立法法》第11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应由法律规定。